西方哲学史 02 - 前苏格拉底哲学,附带浏览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
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附带浏览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
第一节 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中的人
和谐与秩序——既是自然中的,也是社会中的——的观念,可以笼统地说是希腊哲学中的根本性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的第一批哲学家到亚里士多德时期,都是这样。还可以进一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中都有一个根本概念:“共同体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高悬在个人之上的普遍的法律或国家。比方说,人类并不被看作是具有“天赋权利”的;权利是与个人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或角色相联系的。道德的德性(希腊语:arete)首先不是被理解为按照某些普遍的道德规则生活,而是理解为符合作为一个人类的目的;也就是说,找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泰勒斯(前624年-前546年)
古希腊古风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几何学家、天文学家,亦是希腊最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学派之一米利都学派(亦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希腊七贤之一,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留下名字的思想家,被后人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
泰勒斯试图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他提出了水的本原说,即“水是万物之本原”(Water is the arche),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什么是万物本原”这个哲学问题的人。这意味着,每样事物,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思想所理解的。具有革命性的正是这一观点。万物就像水一样也是可理解的。宇宙——哪怕是最远的角落,都是可以用人类思想来穿破的。用否定的语言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不可理解的神或魔都没有任何余地了。这是人类理智征服宇宙之旅的发令枪声。他首创了理性主义精神、唯物主义传统和普遍性原则,是理性主义的开端,被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人”。
阿那克西曼德(约前610年-约前546年)和阿那克西米尼(约前585年-前525年)
阿那克西曼德自己所选择的主张,是说始基是apeiron,不定者(或译无限、无定形),它是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没有边界的。
阿那克西米尼断言,气是始基,它通过冷却而转变为水,又通过进一步的冷却而转变为冰和土。气被加热的时候它就稀释了,变成了火。我们于是就有了某种关于转变的物理学理论。气的“聚集状态”是由温度和密度决定的。我们注意到,后来被称为四元素的四种实体,阿那克西米尼都提到了:土、气、火和水。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被叫做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构成了第一代希腊哲学家。我们将看到,他们之后的哲学家们以一种逻辑的方式追随着他们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前540年-前480年)
古希腊哲学家,爱菲斯学派的创始人。相传他生性忧郁,被称为“哭的哲学人”(Weeping Philosopher)。他的文章只留下片段,爱用隐喻、悖论,致使后世的解释纷纭,被后人称做“晦涩者”(The Obscure)。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们明确地设法远离神话的东西;而赫拉克利特相反则常常用近乎神话的形式表达思想。
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还提到其他的哲学家。哲学家不再是仅仅关注现象;他们也对其他哲学家就哲学话题所说的话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个哲学传统建立起来了,它包含着种种内部的争辩和评论。
关于所有变化中的不变元素的内在对话,从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就开始了。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开启了一场关于一些基本预设的争论。我们说过,第一批自然哲学家假定发生着变化。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前提,一个预设。从这个预设出发,他们追问贯穿所有变化的不变的元素是什么。第二代哲学家似乎是对这个前提提出质问:变化存在着吗?他们把第一代的预设当作其反思的对象。对这个问题,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显然给出了两个截然对立的回答。赫拉克利特说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或流动之中;巴门尼德则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变化的状态之中。
- 赫拉克利特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传统,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主张火与万物可以相互转化,但并未说明转化是如何进行的。这体现了他哲学上晦涩难懂和神秘主义的特点。他认为火的燃烧中有一定的尺度和逻各斯的思想。
- 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律进行的。这就是他的逻各斯学说,是他的辩证法思想的第二个方面。
- 原始的统一是不断地活动和变化的,永不停止。它的创造是毁灭,毁灭是创造。一种东西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比如火变成水,火就消失在新的存在形式中。每一种东西都这样变成它的对立面,因此每一种东西都是对立性质的统一。
赫拉克利特在哲学思想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辩证法方面。他的辩证法思想虽然还带着朴素的直观性,但在当时却是非常深刻的。他与早于他的毕达哥拉斯及其早期学派一起,从探究万物的本原深入到要探求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
巴门尼德(约前515-前445)和芝诺(约前490年-前430年)
巴门尼德是埃利亚学派的一员。生于埃利亚(Ἐλέα,位于现在意大利南部沿岸),主要著作是用韵文写成的《论自然》,如今只剩下残篇,他认为真实变动不居,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凭感官来认识真实。
埃利亚的芝诺以提出了四个关于运动不可能的悖论(芝诺的乌龟)而知名。他创造这些悖论是为了支持他老师巴门尼德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上运动变化着的万物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巴门尼德所谓的“唯一不动的存在”,所以“存在”是一而不是多,是静不是动。
居间的立场:恩培多克勒(前490年-前430年)和阿那克萨戈拉(前500年-前428年)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后的人们继承的问题是什么?这些第三代希腊哲学家必须应对的是这样一个父辈(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他们似乎既主张万物处于流动状态之中,又主张变化是不可能的。一种合理的反应是说这两种说法都错了;真理处于两者之间:某些事物处于流动状态之中,而其他事物则处于静止状态之中。这就是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这两位属于这年轻一代的哲学家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间进行协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作居间的哲学家的缘故。
恩培多克勒考虑四元素(或不可变化的原始实体)——火、气、水和土,再加上两种力量——起分裂作用的力量(恨)和起统一作用的力量(爱)。恩培多克勒在两点上区别于米利都学派:
- 存在着四种不可变化的、原始的元素(而不是一种,参见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
- 除了原始的实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力量(变化和力量不是内在于原始实体的;参见亚里士多德)。
阿那克萨戈拉的思路与恩培多克勒差不多。但他提出元素是“无数的”:为什么只有四种呢?我们怎么能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属性都追溯到仅仅四种原始实体呢?假如属性是“无数的”,元素也必定是“无数的”。他对变化的解释原则上与恩培多克勒相同。
然而阿那克萨戈拉只考虑一种力量:“心灵”(希腊语:nous)。他似乎认为这种心灵或力量驱动变化朝向一个目标(希腊语:telos)。自然界这样就成为目的性的、有目的的。
德谟克利特(前460年 - 前370年)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一种天才的创造,确切地说是因为它相当简单。只存在着一种始基: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它们在空虚中运动,它们的运动仅受机械方面的规定。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把丰富和复杂的自然界追溯到一个巨大的“弹子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无限数量的极小物质粒子在虚空中来回运动,其中所有的位置移动均由所发生的冲撞所决定。对于德谟克利特来说,虚空,非存在,是存在——也就是原子的运动——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对巴门尼德及其爱利亚的门徒而言是一种突破。
所有的原子都属于同一种质料。它们在形状和大小方面彼此不同。但每个特定的原子的形状和大小是恒定的。因为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形状,有些原子可以轻易地结合起来,有些则不容易结合起来。不同原子“结成一块”的时候,物体就形成了,因为机械的碰撞会造成原子组合成群,又因为相互碰撞的原子会结合在一起。当构成物体的原子彼此离开的时候,这些物体就消解了。这些原子运动没有一个是由神圣的理性或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它们都是机械地发生的,就像弹子的运动一样。
毕达哥拉斯学派(前540年左右)
毕达哥拉斯学派所问的是有关实体、自然的根本元素和变化的老问题。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回答不同于米利都学派、居间的哲学家和德谟克利特。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基本的观念不是物质元素,而是结构和形式,或数学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自然之门可以用数学来“打开”。
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数学结构是所有事物的基础(是实体)。还有另外一些论据:事物会毁坏,但数学概念却不会毁坏。因此,数学是自然中的不变者。而且数学知识是确定的知识,因为它的主题是不变的。此外,数学知识之所以是确定的,还因为数学定理是逻辑上被证明的。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在双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
- 他们提出以数学证明的形式出现的理性论据。
- 他们相信实在是在“基于”所有感性现象之上的数学形式当中发现,因此我们是通过理性(拉丁语:ratio)而不是感官而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的。
但是,虽然毕达哥拉斯学派可以恰当地被称为理性主义者,他们却把数学理解为某种通过理性而指向理性之外、通往某种神秘之物的东西。这样,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我们发现宗教神秘主义与以数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肩并肩地存在着。
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在古代以素食闻名,这是因为他们实行宗教、伦理和苦行僧修炼,特别是由于相信转世会造成灵魂投生到其他动物的尸体的原因。
第二节 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之一瞥
印度哲学的背景
我们在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中也发现有一种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希腊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和讨论。但是,我们应该补充说,印度哲学显示了许多我们在西方哲学中无法以同样方式找到的特征。印度哲学并不像我们习惯做的那样对哲学和宗教作清楚的区分。神话和逻各斯之间的区分,言论和行为之间的区分,印度人和欧洲人是以不同方式作出的。宗教把移民统一起来。这体现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800年被称作《吠陀》的最古老的梵文经典之中。《吠陀》可以说是传达了古代雅利安人的世界观。神祇常常与种种自然力量相联系,就像在希腊神话、挪威神话和斯拉夫神话中一样。这种世界观的特征是宇宙与混沌之间的永恒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神祇的胜利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得到保证的。他们在与混沌的战斗中需要人的帮助。祭祀和正确施行的仪式有助于维持宇宙秩序。如果我们在印度精神生活中寻求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转变,它应该出现在《奥义书》中,它是时间上更靠后、包括内容更多的一组文本,时间在公元前800年至前300年之间。
《奥义书》
《奥义书》这个词涉及智者与其学生之间的教学关系。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所传达之内容的哲学文本,被称为一份“奥义书”。因此,可以说《奥义书》与柏拉图的对话相似。
《奥义书》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出生和死亡的永恒“圆舞”的观念。这就是所谓转世学说。生和死的永世循环被称为“轮回”。以这种方式获得再生的是作为个体的最内部的“自我”(atman)。
《奥义书》的另一个中心假定是说atman(自我)是与Brahman(婆罗门)相同一的。Brahman这个词很难恰当地翻译。或许这个词可以被译成“绝对的、无所不包的或神圣的”。这样的话,说atman就是Brahman,可以是这样的意思:自我是与绝对或神圣的东西相同一的。
上述命题可以做这样的诠释,即自我变得等同于绝对了。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个人才能再生。在印度哲学中,生命和死亡的“圆舞”是人要从中解脱出来的东西。全部印度哲学都追求救赎(moksha),即从永恒的生死循环中解脱出来。这种救赎的观念不仅在《奥义书》中,而且在佛教哲学中都占据优越地位,它与karma(业)的学说有关。
“业”在印度哲学中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概念。“业”的意思是行动。所有印度哲学都围绕行动的问题。“业”是与对转世和再生的信念和道德因果性的观念密切相连的。所谓道德因果性,我们的意思是宇宙中弥漫着正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人均可得到其该得的那一份的世界,也是在来世有可能上升到更好状态的世界。世上所有遭遇和不幸均是每个个人的行动的结果。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实际的种姓地位。《奥义书》因此可以说是将种姓制度合法化了:人们都“该当”其目前的种姓,那是因为,每个人的种姓地位都是其先前行动的结果。在印度哲学中,行动和激情是大问题。转世论说,我们来世的存在方式将是我们此生的行为和激情的反映。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欲望、获得对“业”的控制呢?在《薄伽梵歌》——印度哲学的最重要来源之一——的一篇短文中,火是一种核心的象征:我们的欲望必须在知识之火中化为灰烬。这可以通过苦行和瑜伽发生。那些设法摆脱了“业”的人获得了最后的拯救(moksha解脱)。但这个目标对于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我们无法打破生死循环,我们面临着以千百万种形式再生的危险。但即便我们不可能都成为圣人,我们也有充分理由在此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根据“业”的哲学,那些行善和求善的人们将在来世成为较好的生物,或将上升到高一级的种姓。因此,“业”的学说,转世的观念,以及种姓制度,形成了印度哲学中相当大部分的一个融贯单元。在这个框架中,道德和社会制度彼此为对方提供支持。
佛教哲学
在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精神生活仍然带着吠陀传统的特征,而《奥义书》已经在印度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佛陀的新学说与旧的吠陀文献和所有形式的仪式、法式都截然对立,而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说是对《奥义书》各部分的一种批判性校正。
与《奥义书》的许多篇章一样,这个新教义的目的是个人解放或拯救。佛陀把这个目标描述为nirvana(涅槃)——这个术语在许多方面对应于其他传统中的moksha(解脱)这个术语。凡是想要经验到涅槃的人,都必须学会摆脱任何把他束缚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包括哲学和宗教学说。
四谛:苦谛(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世间有情悉皆是苦,有漏皆苦)、集谛(之所以有这种种痛苦,是因为有产生痛苦的根源,主要是贪、嗔、痴三毒)、灭谛(要想去除痛苦,就要消灭产生痛苦的原因贪、嗔、痴)和道谛(如何破解苦集,使苦不再积聚,乃至于灭坏的修行方法)
佛教中另一个有争议问题是自我学说。佛陀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世界必须被看作是过程,而不是事物或实体。因此,我们不能谈论一个永久的自我或“我”;自我不可能是一个心理实体,构成个人的基础。我们所经验到的仅仅是每一时刻构成我们人格的转瞬即逝、倏然而往的意识状态。
《薄伽梵歌》
《薄伽梵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今天它被看作是印度教——现代印度的主要宗教——的基本文献,作者不详,它可能创作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文本的形式是阿朱那与其战车的御者克利须那之间的对话。在这对话中,克利须那现身为毗湿奴,也就是宇宙之主,是上帝本身。它对印度的道德观和实在观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进行了考察。最基本的思想似乎是:恰当的见解为不受欲望和厌恶束缚的行动提供了基础。欲望和厌恶是人的真正敌人。
《薄伽梵歌》的中心内容是对解放所做的一种印度教诠释。它一再强调解放的前提是对人的行动的控制:“当一个人的全部事情既无动机也无欲望时——当他的功业焚毁于智慧之火时——智者们才称他为有学问者。”
孔子
中国的城市是中央集权的行政的组成部分。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类行为规范作为取向,它是一种取向于传统的经书文化,而不是一种公共话语文化。希腊人对思辨的系统的哲学的兴趣,印度人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在这里都没有多少。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实践的和实用的取向。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佛陀、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年代。孔子自己写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但他思想的核心方面被记录在《论语》这本孔子与他学生的对话(问答)语录集当中了。这些对话的主题是社会伦理问题,其核心是正确的行为。孔子对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没有多少兴趣。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把个人作为关注点。
孔子关于仁和恕的教导不应该作严格的普遍主义的诠释。他捍卫一种直接的社会等级分类。个人的义务因此是与其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好的生活,在孔子看来,是在“五伦”中实现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每方均有其义务。
道家哲学
儒家提出的哲学是有现实根基和政治基础的,而道家的特点则是神秘主义和整体论思想。对老子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被认为是比孔子年龄稍长的同时代人。据信他寻求一种隐居生活,回避名利。
《道德经》被认为是道家哲学的主要经典。这个文本不容易理解,诠释起来有许多问题。老子像赫拉克利特一样经常被看作是“令人困惑的”、“深不可测的”。《道德经》最好被刻画为是对中国自然哲学或存在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此而言,它与儒家的实践取向的哲学判然有别。
对老子来说,最根本的观念是“道”。道被认为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样一些名目只能暗示道是什么。严格地说来,语言是不恰当的,因为道是无法用概念加以定义的。但是,老子对于道的反思与我们在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所熟悉的那种类型的问题和答案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阿那克西曼德相信始基是apeiron,也就是不确定者和无限者。在道和不定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家族相似。
老子对宇宙正义的看法与早期希腊哲学的类似之处相当明显。他似乎相信,在我们的存在中有一种基本的正义原则:物极必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某物被推向极点,它就转变为它的反面。过多的幸福会转向不幸。
综述
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西方哲学就从古代神话和诗歌中脱颖而出,逐步开始对宇宙的组成以及本源的思考而开始了独立发展。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们多关注自然界,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不管他们认识以及解释世界的方式是否正确,但是他们的想法之所以有别于迷信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现象。诸如:
- 米利都学派,其代表有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以及色诺芬尼。皆是一元论者,即世界万物皆来自一个本源。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物”,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而色诺芬尼发展了阿那克西米尼学说,提出神主宰一切,并主张一神论。
- 伊利亚学派,其代表有巴门尼德和芝诺。巴门尼德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无不能生有,有不能变无,则一切运动变化都是不存在。爱利亚的芝诺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理论,即世界只有“存在”,而没有“不存在”,只有“一”,而没有“多”,因此,世界是不变的。
- 赫拉克利特,他强调“变”。认为变才是真实的,而永久的不变是不存在的(万物流变)。他便向外界宣传自己的理论,世界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火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他更加暗示世界中的变存在着秩序和理性。
- 多元论者,如恩培多克勒提出的“四元素”;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即粒子论;德谟克利特又指出了“原子”,即原子论等。皆认为变是若干物体的不同组合。
公元前5世纪中期,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等所形成的辩士学派将研究的重点由自然转移到人类本身。认为“人才是万物之本”。他们都不相信有真正的存在和真理。普罗泰戈拉认为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而高尔吉亚却认为所有的都是同样的假,这是怀疑论的雏形。
公元前6世纪末,以毕达哥拉斯为主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所主张的哲学与前述的观点既相近又有不同。罗马古代的历史上记载毕达哥拉斯第一个称自己为哲学家,或者说是爱智慧。他认为“一切都是数字”。其意思就是说一切事物的实质和结构都是它们所包含的数字关系所决定的。他称平均、秩序和调和是宇宙的三大基调,并以音乐的调和说明宇宙的调和。他所在的学派将宇宙总结为十种性质相异的组合:有限与无限、奇与偶、少与多、左与右、男与女、静与动、直与曲、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方与圆。至此之后,数学的本质及其地位,一直都是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数学不受观察和实验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而且是通过纯粹的思想加以理解的。
其中关于变与不变的关系的争论,真实世界与直觉世界的差别,真理与意见的矛盾,导致产生了认识论的问题。